荔枝是我国重要的热带亚热带水果。2016年全国荔枝种植面积542千公顷，产量为229.6万吨^[1]。我国荔枝主要种植在坡地，立地土壤物理性质差，养分肥力低^[2-3]，而且绝大部分荔枝园没有灌溉条件。在干旱气候条件下，仅有少数荔枝园可从山塘水库、河涌及地下水抽水进行灌溉。另外，绝大部分荔枝园施肥仍以传统的沟施、穴施和撒施为主^[4]，费时费力。随着劳动力减少及人力成本增加，传统人力施肥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往往不能及时施肥，对荔枝生长发育造成一定不良影响。

不少报道指出，灌溉施肥技术（Fertigation，国内一般称为水肥一体化技术）可将肥料养分和水分同时供应到作物根区，不但省时省力，而且肥、水利用率高，不破坏土壤结构，在美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柑橘^[5-7]及南非^[8]和澳大利亚^[9]的荔枝生产上已普遍采用。滴灌施肥是灌溉施肥中的一种常用方式。滴灌施肥虽然具有多种优点，但不管在露地还是温室大棚，滴灌施肥引起的土壤酸化及次生盐渍化都是一个影响其可持续应用的重要限制因素^[10-12]。国内有文献报道了荔枝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效果^[13]，但缺乏技术细节，对荔枝园土壤性质的影响也未考虑。

我们已经通过连续多年田间试验，提出了华南典型荔枝园土施钾氮肥的适宜比例^[14-15]。另外，于2013—2018年在海南省澄迈县荔枝主产区开展了荔枝滴灌施肥试验，探讨在滴灌条件下钾氮肥适宜施用比例及不同施肥方式（除磷肥外的其他所有肥料滴施、全部肥料滴施及全部肥料土施）的应用效果。关于钾氮肥滴施比例及施肥方式对荔枝树体生长发育、产量及品质的影响已经另行撰文^[16]介绍，本文则针对钾氮肥滴施比例及施肥方式对土壤pH和盐分含量变化的影响，从土壤质量变化角度为荔枝生产中确定适宜的钾氮肥滴施比例及选用合适的施肥方式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于2013年7月—2018年6月在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永发试验基地进行。澄迈县属热带季风气候北缘，受季风影响大，光照充足，高温多雨，雷暴多，台风频繁，四季不明显，干雨季分明，干凉同季，雨热同期，降雨丰沛。

1.1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为妃子笑。试验树在1995年用嫁接苗种植，株行距规格为3 m × 4 m。在2012年6月间伐，株行距规格变为6 m × 4 m，密度为390株 hm⁻²。2013年7月布置试验时，试验树树冠均完整且大小基本一致。

供试土壤为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该基地荔枝一直采用开沟施肥及撒施的方式进行施肥。2013年试验开始前，每小区采集0 ~ 50 cm土壤样本测试基本性质，结果见表1。

表  1  试验前各处理土壤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ils in all treatments prior to the initiation of the experiment

项目	滴施 NK0.6	滴施 NK0.8	滴施 NK1.0	滴施 NK1.2	滴施 NPK1.0	土施 NPK1.0
pH	4.82 ± 0.34 a	4.90 ± 0.24 a	4.70 ± 0.23 a	4.80 ± 0.42 a	4.68 ± 0.25 a	4.63 ± 0.16 a
有机质（g kg−1）	26.2 ± 0.4 a	27.9 ± 4.7 a	27.9 ± 4.0 a	24.5 ± 5.2 a	27.3 ± 2.2 a	29.8 ± 4.4 a
碱解N（mg kg−1）	104.3 ± 6.3 a	119.4 ± 33.7 a	118.0 ± 18.6 a	116.4 ± 21.1 a	115.3 ± 7.1 a	122.2 ± 19.5 a
有效P（mg kg−1）	210.8 ± 173.1 a	254.8 ± 174.1 a	119.0 ± 66.6 a	207.4 ± 120.3 a	192.2 ± 70.1 a	219.0 ± 110.1 a
速效K（mg kg−1）	181.7 ± 35.6 ab	211.3 ± 69.1 a	156.7 ± 62.0 ab	139.7 ± 19.6 b	195.3 ± 75.1 ab	158.3 ± 25.0 ab
有效Ca（mg kg−1）	966.5 ± 663.3 a	1094.8 ± 329.9 a	607.3 ± 261.9 a	871.8 ± 542.1 a	688.9 ± 230.9 a	934.5 ± 199.9 a
有效Mg（mg kg−1）	147.3 ± 125.2 a	115.8 ± 24.1 a	71.5 ± 14.2 a	114.4 ± 81.8 a	91.3 ± 21.1 a	80.8 ± 18.0 a
有效Zn（mg kg−1）	7.9 ± 2.7 a	16.5 ± 11.6 a	7.3 ± 2.3 a	10.7 ± 9.8 a	10.8 ± 4.6 a	9.8 ± 6.0 a
有效B（mg kg−1）	0.34 ± 0.08 a	0.34 ± 0.03 a	0.36 ± 0.04 a	0.35 ± 0.15 a	0.38 ± 0.01 a	0.41 ± 0.05 a
盐分（g kg−1）	0.63 ± 0.22 ab	0.68 ± 0.24 a	0.45 ± 0.24 bc	0.57 ± 0.05 abc	0.37 ± 0.01 c	0.41 ± 0.01 bc
注：表中每行数据后面字母不相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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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肥料均为市售易溶化肥。所用肥料有尿素（含N 46%），氯化钾（白色粉状，含K₂O 60%）、硝酸钙（含N 15%，Ca 18%）、磷酸氢二铵（含N 18%，P₂O₅ 46%）和无水氯化镁（含Mg 25.26%）。所用硼砂为化学纯试剂（含B 11.7%）。

1.2   试验设计

共设置6个处理，分别为：（1）钾氮肥（K₂O/N）比例为0.6进行滴施，磷肥土施，简写为滴施NK0.6；（2）钾氮肥比例为0.8进行滴施，磷肥土施，简写为滴施NK0.8；（3）钾氮肥比例为1.0进行滴施，磷肥土施，简写为滴施NK1.0；（4）钾氮肥比例为1.2进行滴施，磷肥土施，简写为滴施NK1.2；（5）钾氮肥比例为1.0进行滴施，同时磷肥也滴施，简写为滴施NPK1.0；（6）钾氮肥比例为1.0进行土施，磷肥同时土施，简写为土施NPK1.0。

试验除施用氮磷钾肥外，还施用钙、镁和硼肥。其中，所有滴施处理的钙、镁和硼肥也均为滴施；土施NPK1.0处理的钙、镁和硼肥也均为土施，而且不进行人为灌溉。

2013—2018年期间，每年施氮量分别为379、447、447、447和492 g 株⁻¹，以P₂O₅/N为0.3的比例计算每年施磷量，以K₂O/N为0.6、0.8、1.0和1.2的比例计算每年不同处理施钾量，每年Ca用量分别为80、100、100、100和110 g 株⁻¹，Mg用量为Ca用量的一半，硼砂用量分别为27、5、5、5和5.5 g 株⁻¹。各种养分不同时间分配比例可详见另一文章^[16]。

每个处理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小区包括3株树。在试验开始前，为避免滴灌处理小区之间的水肥渗透和根性交叉生长，在每个小区土壤之间埋入长为3.8 m、宽为0.5 m的木夹板作为分隔。共埋设16块木夹板。

1.3   滴灌系统

滴灌系统采用防滴漏压力补偿式滴灌管，用以色列泰丰比例注肥器进行滴灌施肥，用高精度水表计量灌溉用水量。将周长为8 m、有28个滴头的滴灌管以圆形铺放在每株荔枝树盘下，以树干为圆心。每个滴灌处理的3个小区共用1个注肥器，注肥比例为4%。每次滴灌时将3个小区总肥量加入预先装水至固定刻度的施肥桶，待全部肥料完全溶解后进行滴施。每个滴头出水速率为1.35 L h⁻¹，每次每株滴水量约为37.8 L。肥料滴施完毕后，再用等量清水滴灌一次，以清洗滴灌系统。

1.4   土样采集及测试

2013年在试验开始前，在距每株树的滴水线内外约10 cm处各采集1钻0 ~ 50 cm土样。每株树采集4钻土样，3株树的12钻土样合并为该小区的土壤样本。2014年采果后，在每个小区采集0 ~ 30 cm和30 ~ 50 cm两个土层土样，以后均在每年采果后分两层采集土样。采样时，在每株树滴灌管内外约10 cm及与其中两个滴头等距之间的位置采集4钻土，3株树的12钻土样合并为该小区的土壤样本。土样经剔除杂质，风干、粉碎和过筛后备用。

土壤pH用水：土比为2.5∶1的溶液以电位法测定，土壤盐分用水浸提－质量法测定，土壤K⁺、Ca²⁺和Mg²⁺用水浸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NO₃⁻、SO₄²⁻和Cl⁻用水浸提－离子色谱法测定，土壤HCO₃⁻用水浸提－滴定法测定^[17]。

1.5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用Excel处理及作图。计算2015—2018年每年每个处理两个土层土壤pH、盐分及盐分离子含量与2014年的差值，并用SAS 9.2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Duncan’s多重比较（P < 0.05）。

2.   结果与分析

从表1可知，试验前不同处理小区土壤除速效钾和盐分含量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外（P < 0.05），其他性质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均未达显著水平。这表明基础土壤性质具有一定的空间变异性。由于本试验在2014年采果后才开始分层采样，因此，分别将每个处理的2015、2016、2017和2018年不同土层土样指标数据与2014年的相减，考察不同处理每年土壤pH、盐分及盐分阴阳离子含量增量的变化。

2.1   土壤pH增量变化

每年采果后土壤pH增量变化见图1。如图1A所示，与2014年0 ~ 30 cm土层相比，2015—2018年滴施NK0.6处理同层土壤pH均降低，下降了0.25 ~ 0.66个单位；滴施NK0.8处理土壤pH在2015和2016年下降，但在2017和2018年有所提高；滴施NK1.0处理土壤pH在4年间均比2014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pH提高0.15 ~ 0.80个单位；滴施NPK1.2和滴施NPK1.0处理土壤pH在不同年份则均有所提高或下降；土施NPK1.0处理土壤pH除在2016年有所下降外，其他3年均有不同程度提高。整体来看，2015—2018年不同处理间土壤pH增量的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虽然土壤pH增量与钾氮肥滴施比例间也未表现有密切关系，但基本上滴施NK0.6处理降低土壤pH而滴施NK1.0处理提高土壤pH。氮磷钾肥施用方式（滴施NK1.0、滴施NPK1.0与土施NPK1.0处理）对土壤pH的影响差异不大。

图  1  不同施肥处理2015—2018年两个土层（A为0 ~ 30 cm，B为30 ~ 50 cm）土壤pH比2014年的增量变化

图中每年直方标注的字母不相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Figure  1.  Variations of soil pH increments in two soil layers (A: 0 ~ 30 cm and B: 30 ~ 50 cm)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during 2015—2018 compared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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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4年30 ~ 50 cm土层相比，2015、2016和2017年几乎所有处理土壤pH均有不同程度降低，下降范围为0.72 ~ 0.02个单位，其中以滴施NK1.0处理的降幅最小（图1B）。但是，在2018年试验结束时，滴施NK1.0、滴施NK1.2和土施NPK1.0处理两个土层pH比2014年均有所提高，其他3个处理的pH仍比2014年时有所下降。与0 ~ 30 cm土层类似，30 ~ 50 cm土层同一年份不同处理间土壤pH增量差异也均未达到显著水平。整体来看，滴施钾氮肥比例及施肥方式对30 ~ 50 cm土层pH的影响差异并不大。如将两个土层进行比较，则30 ~ 50 cm土层pH的下降更为明显和强烈。

2.2   土壤盐分含量增量变化

不同处理土壤盐分含量增量变化（图2A和2B）表明，与2014年相比，所有处理0 ~ 30 cm土层在2015 ~ 2017年均出现盐分累积，但这些累积的盐分在2018年几乎全部被淋洗出该土层。对于30 ~ 50 cm土层，所有处理在2015和2016年也均出现盐分的累积。但是，在2017年除滴施NK1.0、滴施NPK1.0和土施NPK1.0处理的盐分含量仍略有累积外，其他3个处理在前两年累积的盐分全部被淋洗出该土层。在2018年，则所有处理累积的盐分均全部被淋洗，盐分含量均稍低于2014年的。这说明施肥后，盐分不但累积在表层，而且有相当部分淋洗到下层土壤暂时累积。整体来看，2015和2017年两个土层及2018年30 ~ 50 cm土层不同处理间的盐分累积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他年份其他处理间的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而且，2015年两个土层土壤盐分累积随钾氮肥滴施比例的提高出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而两个土层盐分的淋失则表现为随钾氮肥滴施比例的提高而降低的趋势。换言之，滴施氮肥比例越高，则盐分淋洗程度越大。如将滴施NK1.0、滴施NPK1.0与土施NPK1.0处理进行比较，除2015年均为土施NPK1.0比其他两个处理促进两个土层盐分的相对累积外，其他年份3个处理间差异未表现出明显规律。

图  2  不同施肥处理2015—2018年两个土层土壤盐分含量（A为0 ~ 30 cm，B为30 ~ 50 cm）比2014年的增量变化

图中每年直方标注的字母不相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Figure  2.  Variations of the increments of soil salinity in two soil layers (A: 0 ~ 30 cm and B: 30 ~ 50 cm)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during 2015—2018 compared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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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壤盐分离子含量增量变化

2.3.1   盐分阳离子

与2014年0 ~ 30 cm土层相比，2015—2018年除土施NPK1.0处理K⁺含量有提高外，其他处理均以降低为主（图3A）。与2014年30 ~ 50 cm土层相比，不同年份的不同处理K⁺含量或提高或降低，但土施NPK1.0处理均高于2014年的，而且以2018年的提高最明显（图3B）。这表明试验期间K⁺从表层淋洗到下层，并暂时累积。两个土层的K⁺含量增量与钾氮肥滴施比例之间缺乏密切关系。将氮磷钾肥不同施用方式进行比较，则土施NPK1.0处理比两个滴施处理有利于K⁺的保存，滴施NK1.0处理K⁺含量降低最为明显，滴施NPK1.0处理则处于两者之间。

图  3  不同施肥处理2015 ~ 2018年两个土层土壤盐分阳离子（A和B为0 ~ 30 cm和30 ~ 50 cm 的K⁺，C和D为Ca²⁺，E和F为Mg²⁺）比2014年的含量增量变化

图中每年直方标注的字母不相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Figure  3.  Variations of the concentration increments of soil base cations in two layers (A and B for K⁺, C and D for Ca²⁺ and E and F for Mg2⁺ in 0 ~ 30 cm and 30 ~ 50 cm, respectively)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during 2015 ~ 2018 compared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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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4年相比，0 ~ 30 cm土层2015年除滴施NK0.6和滴施NK1.2处理外，其他处理土壤Ca²⁺含量均有所提高（图3C）。但随着施肥年限延长，越来越多处理的Ca²⁺含量下降，至2018年全部处理Ca²⁺含量明显降低。对于30 ~ 50 cm土层，除2015年部分处理出现Ca²⁺的累积外，其他年份几乎所有处理的Ca²⁺含量均明显降低（图3D）。这说明施肥后0 ~ 30 cm土层的Ca²⁺逐渐被淋洗到30 ~ 50 cm土层，而30 ~ 50 cm土层的Ca²⁺则继续向下淋失。虽然两个土层部分年份不同处理间的Ca²⁺含量增量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些差异与钾氮肥滴施比例缺乏密切关系。从整体来看，2015—2018年期间两个土层以滴施NK0.6处理Ca²⁺含量下降最大，而且降幅随时间延长而提高，意味着偏施氮肥会促进Ca²⁺的淋失。这种现象是由于滴施NK0.6处理施钾量最低，尿素降解形成的NH₄⁺占阳离子的饱和度相对最高，NH₄⁺将土壤颗粒吸附的Ca²⁺交换出来并脱去^[18-19]，而降低其在土壤溶液的含量。另外，土施NPK1.0处理相对比滴施NPK1.0处理有利于减少Ca²⁺的淋失。

对于Mg²⁺含量，2015年两个土层均除滴施NK0.6处理比2014年降低外，其他处理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而2016 ~ 2018年则所有处理均出现下降（图3E和3F）。而且，虽然不同年份处理间Mg²⁺含量增量存在显著差异，但差异并未随滴施钾氮肥比例提高而有规律变化。同时，两个土层Mg²⁺含量增幅基本为土施NPK1.0处理大于滴施NPK1.0处理，而滴施NK1.0与滴施NPK1.0处理则差别不大，说明土施肥料也有利于Mg²⁺在土壤的存留。

如对3种盐分阳离子两个土层的含量增量情况进行比较，则K⁺在0 ~ 30 cm土层的淋失大于30 ~ 50 cm土层的，Ca²⁺在30 ~ 50 cm土层的淋失更大，Mg²⁺的淋失在两个土层相当，反映3种阳离子向下淋失的能力为Ca²⁺ > Mg²⁺ > K⁺。这与前人认为Ca²⁺在土壤的吸附能力低于Na⁺、K⁺、Mg²⁺、H⁺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20]。

2.3.2   盐分阴离子

试验期间两个土层盐分阴离子含量增量变化见图4。与2014年相比，除2016年0 ~ 30 cm土层大部分处理及2018年两个土层滴施NK1.0处理土壤Cl⁻含量有所下降外，2015—2018年期间其他处理两个土层均出现Cl⁻的累积（图4A和4B）。整体而言，不同年份不同处理间Cl⁻含量增量差异缺乏规律性。

图  4  不同施肥处理2015 ~ 2018年两个土层土壤盐分阴离子（A和B为0 ~ 30 cm和30 ~ 50 cm 的Cl⁻，C和D为NO₃⁻，E和F为SO₄²⁻，G和H为HCO₃⁻）比2014年的含量增量变化

图中每年直方标注的字母不相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Figure  4.  Variations of the concentration increments of soil base anions in two soil layers（A and B for Cl⁻，C and D for NO₃⁻，E and F for SO₄²⁻ and G and H for HCO₃⁻ in 0 ~ 30 cm and 30 ~ 50 cm，respectively）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during 2015 ~ 2018 compared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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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4年相比，除2017年两个土层NO₃⁻含量降低外，其他年份几乎所有处理两个土层均出现NO₃⁻的累积（图4C和4D）。然而，每年不同处理NO₃⁻含量增量变化均与滴施钾氮肥比例及施肥方式关系不大。

所有施肥处理两个土层SO₄²⁻在2015年就出现了明显累积，但在2016年累积量明显减少，而在2017和2018年累积量又稍有提高（图4E和4F）。与NO₃⁻类似，不同年份不同处理SO₄²⁻含量增量变化也缺乏明显一致的规律。

0 ~ 30和30 ~ 50 cm两个土层在2015年就出现了HCO₃⁻的少量累积，而且累积量随施肥时间延长而明显提高（图4G和4H），说明HCO₃⁻不易于被淋洗。但是，每年处理间HCO₃⁻的累积差异仍然缺乏规律性。

试验结束时对4种阴离子的含量增量进行比较，总体上每年Cl⁻在30 ~ 50 cm土层的累积均大于0 ~ 30 cm土层的，不同年份两个土层NO₃⁻的累积则各有高低且在2017年两个土层均出现淋失，每年30 ~ 50 cm土层的SO₄²⁻累积则稍低于0 ~ 30 cm土层的，而每年两个土层HCO₃⁻的累积则十分接近。因此，Cl⁻和NO₃⁻均容易向下淋洗，而且NO₃⁻可被继续淋洗至更深的土层。SO₄²⁻和HCO₃⁻被淋洗的程度相对较弱，SO₄²⁻更多累积在0 ~ 30 cm土层，HCO₃⁻在两个土层的累积相当且持续增加。

3.   讨论

3.1   不同年份土壤pH和盐分含量增量变化差异

根据本试验结果，土壤pH、盐分及盐分离子含量增量变化在不同年份间存在较大差异。除Ca²⁺和HCO₃⁻在两个土层含量分别随时间延长不断降低或累积外，土壤pH、盐分及其他盐分离子含量增量的变化并未表现出类似规律。这表明在滴灌施肥条件下，钾氮肥施用比例对土壤pH及盐分的影响可能与不同年份的气候条件有关。

从本试验荔枝5个完整生长周期气象数据（由海南省海口市气象局提供）来看（表2），试验点周边气象观测站2013—2014年生长周期的最大日降雨量最低，仅为110.4 mm，约为其他4个生长周期的一半左右；最大月降雨量则2014—2015年、2016—2017年和2017—2018年的相当，均明显高于2013—2014年及2015—2016年的；年降雨量以2017—2018年的最高，2013—2014年和2016—2017年次之，2015—2016年最低。这表明，2013—2014年降雨较为均匀，雨强较小，2015—2016年最为干旱，且雨强也较小；2017—2018年的某月降雨集中、雨强大且年降雨量最大，对土壤的淋洗相对最为强烈和持久。荔枝不同生长周期间的降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与2014—2015年相比，2015—2016年和2016—2017年土壤盐分累积变化不大，但2018年6月试验结束时土壤盐分含量明显降低及易被淋洗的Ca²⁺在不同年份含量增量变化的规律。

表  2  2013 ~ 2018年期间试验点部分气象数据

Table  2.  Selective climate data in the experiment spot during 2013 ~ 2018

年份 Year	最大日降雨量（mm） Maximum daily rainfall	最大月降雨量（mm） Maximum monthly rainfall	年降雨量（mm） Annual rainfall
2013年7月—2014年6月	110.4	459.9	1943.2
2014年7月—2015年6月	215.5	600.0	1747.1
2015年7月—2016年6月	192.1	395.9	1496.2
2016年7月—2017年6月	244.8	607.6	1888.4
2017年7月—2018年6月	236.9	610.9	2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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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钾氮肥滴施比例及施肥方式对土壤pH和盐分累积的影响

整体而言，本试验除2015年两个土层土壤盐分含量增量随钾氮肥滴施比例的提高出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规律外，钾氮肥滴施比例对土壤pH、盐分及盐分离子含量变化关系并不密切。这大概与多方面因素有关。首先，土壤具有天然的空间变异。试验前，该试验点为开沟或穴施肥，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土壤性质的不均匀性。如表1所示，不同处理基础土壤速效K和盐分含量差异已达显著水平。其次，荔枝为多年生作物，根系空间分布不均匀，根系养分吸收也会加剧土壤养分的空间差异。同时，试验期间荔枝地上部生长和果实收获养分带走量存在年份间和处理间的差异^[16]，这也是导致试验期间土壤性质不均匀变化的重要因素。另外，试验点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雨量大，且试验期间经历了“威马逊”和“海鸥”等强台风，多次强降雨的淋洗，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钾氮肥不同滴施比例与土壤pH和盐分含量之间的量化关系掩盖。

滴灌施肥造成的土壤酸化及次生盐渍化问题受到广泛关注^[11-12]。柑橘上连续4年的田间试验表明，滴灌施肥可提高肥料利用率，比灌溉 + 撒施肥料及撒施肥料显著提高柑橘产量，但是，会造成土壤酸化和NH₄⁺的累积^[21]。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有处理两个土层土壤HCO₃⁻含量增量均逐年增加，这大概与以下因素有关。通常认为，施用硝态氮时，植物根系分泌OH⁻或HCO₃⁻以平衡组织酸碱度^[22]。本研究所用氮源有尿素和硝酸钙，可为根系提供硝态氮。其次，荔枝为喜硝作物^[23]，可能根系会分泌相对较多的HCO₃⁻而累积在土壤。另外，土壤碳酸氢盐溶解度低而迁移能力差，随时间延长有利于HCO₃⁻的累积。

本研究对氮磷钾等肥料不同施用方式进行比较，则土施NPK1.0处理比滴施NPK1.0处理相对提高土壤pH、盐分和3种盐分阳离子含量，两者对盐分4种阴离子含量变化则影响不大。滴施NK1.0处理对土壤性质的影响往往处于两者之间。在本试验条件下，与土施肥料相比，虽然滴灌施肥不利于土壤盐分阳离子的保存，但以合理比例滴施氮钾肥，在试验结束时土壤不但未出现酸化，pH反而有所提高。

3.3   滴灌施肥中氮肥形态对土壤pH的影响

滴灌果园出现土壤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铵态氮肥和/或尿素^[24-26]。一方面由于植物吸收铵态氮释放出H⁺而酸化土壤^[27]，另一方面，铵态氮在土壤中经硝化过程也释放出H^+[28]。室内模拟滴灌试验显示，酸化土壤能力为硝酸铵 = 硝酸脲铵 > 硝酸铵钙 > 硝酸钙^[29]。巴西研究人员以连续8年的柑橘滴灌试验比较硝酸铵和硝酸钙的滴施效果，发现施用硝酸铵的产量及氮素利用率均低于硝酸钙的，主要是由于滴施硝酸铵使土壤酸化严重，同时硝化作用受到抑制，土壤溶液NH₄⁺浓度高而抑制柑橘对阳离子、尤其是Ca²⁺的吸收。因此，以硝酸钙作为氮源，可保持土壤离子平衡，保持较高的土壤pH及降低NH₄⁺有效性，是滴灌施肥良好的氮源^[30]。本试验结果表明，以尿素、硝酸钙和磷酸二铵作为共同氮源，并合理配施适量钾肥和其他肥料，即使在热带降雨丰沛的地区连续滴施5年，不但具有提高荔枝产量和果实品质等作用^[16]，而且不会降低土壤pH，pH在试验结束时反而稍有提高，并未出现滴灌施肥中常见的土壤酸化和次生盐渍化问题。

另有研究指出，如以硝酸铵作为滴灌氮源，同时加入适量硅酸，可有效减轻土壤酸化^[31]。在温室即使以鸡粪及尿素作为氮源进行滴灌施肥，只要施氮量合理，既可保证蔬菜产量，也可减少土壤盐分累积及氮素盈余^[32]。一定用量范围内，土壤pH随滴灌硝酸钙用量的增加而提高^[30]。因此，如果将尿素、硝酸铵与硝酸钙等氮肥以一定比例混合作为滴灌施肥的氮源，应可避免土壤酸化问题。但是，对于不同的作物，不同形态氮肥的混合比例需要进行研究来确定。

4.   结论

连续5年以不同比例（K₂O/N 0.6 ~ 1.2）滴施钾氮肥，土壤pH和盐分及盐分离子含量变化与钾氮肥比例之间缺乏密切关系，但整体上试验期间施氮肥相对偏多的滴施NK0.6处理由于促进Ca²⁺的淋失而降低土壤pH，而合理配施钾氮肥的滴施NK1.0处理则稍提高土壤pH，也未对土壤盐分含量及盐分离子组成有明显影响。氮磷钾等肥土施比滴施处理有利于土壤盐分阳离子的保存，对盐分阴离子的影响则不大，从而提高土壤pH。在荔枝滴灌施肥中，建议将不同氮源合理搭配，并将钾氮肥以1∶1的比例滴施且将磷肥土施，可避免土壤酸化及次生盐渍化。